采訪手記：段江麗老師2018年在《文藝研究》《文學遺產(chǎn)》等刊物共發(fā)表論文8篇，其中CSSCI收錄5篇、北大核心1篇，出版紅學專著3部《紅樓夢文本與傳播影響》《紅學研究論辯》《紅樓人物家庭角色》；榮獲北京語言大學第十三屆科研報告會論文一等獎及“2018年度科研人物”稱號。段老師長期致力于古代小說等專業(yè)的教學與研究工作，其淵博的學識、嚴謹踏實的學風、認真負責的工作態(tài)度廣受好評且影響了一批又一批學生。本人受《北京語言大學報》編輯部委托，特對段老師進行了訪談。
持之以恒 厚積薄發(fā)
記者：我認真拜讀了您刊發(fā)在《文學遺產(chǎn)》上的《中國“小說”概念的四重內涵》一文，印象最深的是材料豐富、邏輯嚴謹，讀完之后收獲頗豐。請問在一篇文章中，您是怎樣收集到如此豐富的材料的呢？
段江麗：到目前為止，我自己感到比較滿意的兩篇論文都是有關古代小說理論的，除了《中國“小說”概念的四重內涵》，還有一篇是前幾年刊發(fā)在《文學評論》上的《譬喻式闡釋傳統(tǒng)與古代小說的綴段性結構》。這兩篇論文都是經(jīng)過長期的思考、追蹤、補充、修訂才完成的。說句不夸張的話，關于古代“小說”概念的內涵，是我從碩士學習階段起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。多年來持續(xù)搜集資料、關注研究動態(tài)，并根據(jù)有關資料不斷調整自己的思路和觀點，然后才寫出了這篇論文。即使如此，有些問題仍值得繼續(xù)探討。
記者：去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批“中青年紅學論叢”中有3本您的專著。我和一些同學很榮幸地參加了新書發(fā)布會，與會專家對您同時出版的三部專著大加贊賞，老師能否談談您的紅學研究呢？
段江麗：拙著“紅學三書”其實是對自己二十余年研究《紅樓夢》的一個階段性總結。我撰寫紅學方面的論文，始于1998年博士生階段的中期考核，那篇論文后來拆分為3篇文章，分別發(fā)表在《紅樓夢學刊》等核心期刊上，自此可以說與紅學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記者：對于我們初學者來說，在紅學研究的選題和方法上老師有什么建議？
段江麗：關于紅學，初學者都有無從下手之嘆。在文學研究中，細讀文本、讀懂文本永遠是第一位的，紅學也不例外。所以，我的體會和建議是，首先認真研讀《紅樓夢》文本，從閱讀中發(fā)現(xiàn)問題，以具體問題為線索，再去了解相關研究現(xiàn)狀，尋找問題的突破點，提出自己的見解。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，肯定又會不斷引發(fā)新的問題，再逐一去解決，這樣不斷累積，自己掌握的知識越來越多，研究的面越來越廣，對問題的認識也會越來越深入。
記者：無論是您的小說理論研究，還是紅學研究，都具有持之以恒、厚積薄發(fā)的特點。請問您二十余年的紅學研究有什么具體規(guī)劃嗎？
段江麗：我之前的紅學研究雖然沒有具體的“寫作提綱”，但心中一直有個大致的規(guī)劃，主要圍繞《紅樓夢》文本闡釋、傳播影響以及紅學論爭史展開。所以，“紅學三書”中的一些文章雖然發(fā)表在不同時期，但是，集中整理、修訂時很容易形成專題性論述。接下來，我將集中關注《紅樓夢》版本以及藝術特征等方面的問題。
視野開闊 融會貫通
記者：除了小說理論和紅學，您還關注哪些領域的課題呢？
段江麗：這些年來，我比較關注的還有性別文化、日本漢學等領域。關于性別文化，曾就明清小說中的同性戀、“審父”意識、毛評本《三國演義》的女性觀等論題發(fā)表過論文；日本漢學方面，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重點項目“日本學人所撰‘中國文學史’著作研究”，已發(fā)表了幾篇論文。
記者：我知道，您曾做過陳慶浩、孫康宜、金文京等國際著名漢學家的深度學術訪談；曾前往日本京都大學、東京大學從事學術訪問與研究，并邀請了金文京、大木康、崔溶澈等中韓著名漢學家來我們學校講座。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，您在訪談錄以及學術講座總結語中都表現(xiàn)出了寬廣的視野和淵博的學識，可否談談您在這方面的經(jīng)驗？
段江麗：“淵博的學識”不敢當，興趣比較廣倒是真的。中國傳統(tǒng)的學問本來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，我們在六十年代初出生的這一輩人，小學和中學底子薄。尤其是我本人，早年從醫(yī)務工作轉行到文學專業(yè)，更覺先天不足，而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廣泛閱讀并勤加思考，希望以勤補拙。廣泛涉獵、大量閱讀，通過書本與不同時代、不同國別、不同領域的哲人對話，不僅能夠給我們提供學術研究的視角與方法，更能夠讓我們感受到純粹的獲取知識的愉悅！除了你說到的幾位海外漢學家，我還對梅節(jié)、胡文彬等著名紅學家做過深度訪談。我很向往這些大家、名家身上那種開闊的學術視野和融會貫通的學術境界。所以我總是鼓勵同學們要多讀書，而且要拓展閱讀面，讀研究對象文本、文史哲領域的經(jīng)典以及相關專業(yè)優(yōu)秀的研究著作。
嚴謹求實 薪火相傳
記者：去年4月份，您的導師、我們的師爺爺周先慎教授不幸去世，當時在一些微信群和公眾號上廣泛流傳您寫的一篇紀念文章，情真意切，感人肺腑。同時，您前幾年刊發(fā)在《文藝研究》上的《周先慎教授訪談錄》也受到了廣泛關注。您能談一談您的老師們以及他們對您的影響嗎？
段江麗：我的碩士導師黃鈞先生早年畢業(yè)于北大中文系，指導學生向來以要求嚴格著稱。博士期間導師周先慎先生及其他諸多老師的嚴格要求和悉心指導，更讓我深刻地體會到了北京大學校訓中“嚴謹”一詞的內涵。我手頭至今保存著博士期間多篇課程論文及中期考核論文、畢業(yè)論文的打印稿，上面都有導師密密麻麻的批語，細致到標點符號的修改，它們是我學術上的箴規(guī)和鞭策。每年四、五月份“論文季”到來時，我都會不時翻閱這些已經(jīng)有點發(fā)黃的“批改本”，它們會讓我的內心遠離周遭的喧囂與浮躁，沉靜下來，認真地對待每一篇學生的論文。
記者：大家都說您是一位和藹可親而又理性的老師，您自己怎么認為呢？
段江麗：隨著年歲的增長，我似乎越來越母愛泛濫了。在情感上總是習慣把你們都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，這大概就是你們說的和藹可親了。不過，即使是基于血親的母愛，也需要理智的參與才有質量。對你們學業(yè)上尤其是畢業(yè)論文上嚴格的要求，又何嘗不是一種負責任的理智型關愛呢？我總覺得，不管同學們日后從事什么工作，都應該認真對待每一階段的學業(yè)，并盡量寫出高質量的畢業(yè)論文。知識的獲取、問題意識的培養(yǎng)、語言表達能力和邏輯思辨能力的訓練與提升，都將是伴隨終身的寶貴財富！我想，這應該也是嚴謹求實、薪火相傳的意義所在吧！
記者：老師對學術可謂情有獨鐘，請問您的動力主要來自哪里？
段江麗：開始是因為興趣，我從醫(yī)學改學文學；自碩士畢業(yè)、改行做了高校教師之后，除了興趣，還有一份教書育人的責任，催我不斷努力。
記者：老師因為興趣和責任而在學術道路上越走越遠，令人羨慕和感動！祝老師生活幸福、學術之樹常青！
段江麗：謝謝你!（學生記者：黃園園）
